2008年4月1日是移動運營商下調手機漫游資費的最后截止日期。據悉，北京移動、北京聯(lián)通在此前未來得及調整的移動動感地帶和聯(lián)通新勢力用戶現(xiàn)已全部實現(xiàn)按“撥打0.6元／分鐘，接聽0.4元／分鐘”標準收取漫游費。對此，筆者要置疑：這次的手機漫游費下調的意義究竟幾何？大凡政府推出的改革舉措，理想的結果是政府、運營商和消費者均得到益處，形成共贏的效果。而此次手機漫游費的下調對三方的正面效果到底如何呢？

政府公信力受影響

業(yè)界普遍認為：漫游通信網絡架設成本早已收回，既有的漫游費存在著不合理之處。面對社會取消漫游費的呼聲漸漲，原信息產業(yè)部和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員會終于作出讓步。漫游費下調政策推出的緩慢已然讓消費者存有不少意見，而隨后舉行的政府聽證會更是讓眾多消費者和眾多媒體大為抨擊。

“這場關于手機漫游費的價格聽證會，吊足了手機用戶和新聞媒體的胃口，實際過程卻像一出導演好的劇目，不能不讓人失望：在利益集團的支配下‘民意’在信息不對稱的封閉中遭到孤立和遺棄。聽證會全程操控痕跡過于明顯，某些專家代表偷換概念、臨陣變卦，明顯傾向運營商，聽證會成了閉門會。”某媒體如此尖銳的評論道。價格聽證會的舉行并未如期望中那樣在公平透明的環(huán)境下就運營商的相關漫游成本進行測算和公布、明確漫游費的下調空間到底有多大等等。

在這種情形下推出的手機漫游費下調政策起到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必然會相去甚遠，這更多可以理解為政府的應急和治標之舉，而非長遠和治本之計，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并不會因此有多大提升。

而且，信息產業(yè)部已經成為歷史，新的工業(yè)和信息化部成立，新部委要更多承擔工業(yè)和信息化融合發(fā)展的責任，民眾對新部委的關注也將更多聚集在這里，所以有關話音資費的調整將難以在消費者心中激起更大的波瀾和引起消費者對政府的更多好感。

消費者得到的實惠有限

“撥打0.6元／分鐘，接聽0.4元／分鐘”的漫游費新標準對普通消費者的吸引力實在有限。有83%以上的消費者認為，調整后的漫游費標準依然偏“貴”。原因很簡單：一方面，這個漫游費新標準和消費者的預期還是有較大差距，它也并不是依據漫游成本加合理的利潤而制定出來的，還有下調空間；另一方面，移動通信市場競爭的激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很多地方包括漫游費在內的移動通信資費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價格低廉的套餐比比皆是，它們不僅影響了本區(qū)域，還影響到了外區(qū)域。所以此次對漫游費調整的新標準還要低于很多地方原來套餐中的實際漫游費。

即使漫游費有了實質性的下調，其直接受益者是處在某些特殊時間段的某些特殊群體，比如在外出差的商務人士和回家探親的打工一族等。他們在這些特殊時間段產生的資費相比于其全部通信消費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總體消費者的實際資費支出并不會有實質性的下降，對消費者話務量的刺激作用也可能有限?？傊?，消費者得到的實惠有限。

運營商收入不一定上升

運營商在推出一項新的資費政策時，必然要考慮對其自身業(yè)務和經營績效等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夠刺激話務量，而且話務量的增幅要大于資費的降幅，這樣才能進而帶來收入的增加。當然，漫游費調整對運營商話務量、用戶以及收入的影響還不確定，這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看清楚。

在這里可以舉一個“雙改單”的例子。經筆者的初步測算，在2007年4月原信產部的“雙改單”政策推出后，對運營商的話務量、用戶、收入等指標的影響并不是十分明顯，而漫游費的調整幅度要小于雙改單的資費調整幅度，所以對運營商相關指標的正面影響更小。

同時帶來的還有可能是消費者對運營商有關資費方面的投訴增加，從而使運營商疲于應付，耗費精力和成本。

這里還要舉“雙改單”的例子。2007年第二季度，電信消費者對資費爭議的投訴人數(shù)遠遠高于2006年第二季度，也高于2007年其他三個季度。其原因主要是在這一季度由于“雙改單”新資費套餐的實施和原有資費套餐的調整，引發(fā)了用戶對套餐的重新了解和選擇以及相應的前后端支撐系統(tǒng)的改變，進而引發(fā)了用戶對資費爭議投訴數(shù)量的迅速增加。

如果漫游費調整在客戶理解和相應的計費等支撐系統(tǒng)方面做不好工作，也會引發(fā)類似“雙改單”資費調整帶來的問題。

綜上所述，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漫游費下調“運動”即將暫時落下帷幕之際，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政府、消費者，還是電信運營商，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勝利者或受益者。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漫游費下調政策的意義已由于政府推出過程的漫長和出臺程序的不透明、消費者實際得到的實惠有限、運營商并不會因此而提高經營績效指標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