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咨詢公司“Community Business”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內地有1/3左右的上班族考慮跳槽。相對于香港本地和西方國家，這是個驚人的數(shù)字。

這倒不是中國員工天生愛跳槽，而主要因為企業(yè)對員工的加薪幅度趕不上市場對工作經驗的渴求度。當歐美企業(yè)每年按照本國慣例按部就班地為員工一點點加薪的時候，中國本地市場卻愿意用20%-50%的加薪幅度搶奪有經驗的員工。這個時候光用忠誠度來苛責中國打工族，似乎有點太片面了。你換個西方人過來試試?幾年前，一家法資企業(yè)在競爭對手來到中國市場時，給中國員工平均加薪30%以上，當然，這發(fā)生在十幾位員工相繼跳到對手公司后。據說這引起了法國公司總部的整體不滿：總部在非議，憑什么這些中國同事加這么多錢?我們已經十年沒加薪了。這時候，歐洲同事好像已經忘了，中國的房價已經從30年前的免費住公房，漲到數(shù)萬一平方了。

但當我向一位朋友談論起這一“中國特色”時，他強烈反對，表示“這不能代表中國職場的情況”。這位友人就職于大連一家營利狀況良好的國營事業(yè)單位。他27歲左右，屬于骨干級員工，正苦惱于發(fā)展空間小，升職無望的“瓶頸期”。我跟他說：你可以跳槽啊。他說：我根本無槽可跳，沒有選擇。

他根本不是沒有選擇。中國就業(yè)市場除了國有企業(yè)、公務員、事業(yè)單位這些體制內的機構外，還有大量市場化、雙向選擇的外資機構與民營機構。后者意味著充分競爭、不穩(wěn)定、福利待遇由市場決定。大連也有大量的市場化企業(yè)，當然也是他的就業(yè)選擇。只是他連看也懶得看一眼。

我想起一位在央企做“國際貿易”的人對我描述的工作狀態(tài)：每天四點就可以下班了。也會去和供應商應酬，但兩家供應商也是央企，因此他們基本達成了和諧的約定：這擔生意給A，下一擔就給B。剩下來的無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酒還是要喝，禮還是要送，生意反正一定會做。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苦惱于“發(fā)展空間小，升職無望”，就像兒女雙全的楊瀾抱怨“時間不夠用”一樣，是甜蜜的抱怨吧。不同的地方在于：楊瀾意識到這是甜蜜的抱怨，而他們沒有意識到。

中國職場有事業(yè)單位、央企、政府機構、半政府機構(如各種協(xié)會等)、民營企業(yè)、外企等多種生態(tài)，每一種不僅職業(yè)規(guī)律不同，甚至會影響到生活方式及個人性格塑造。這種情況恐怕是西方職業(yè)人很難領會的。我認識的一位做財經咨詢的德國小伙子在被裁員后去了郵政局工作;化妝品公司做市場的一位法國小伙子后來在公立醫(yī)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黑石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后來成了報紙專欄作家，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

一方面，中國職業(yè)人對不同生態(tài)圈之間的轉換缺乏想象力，一方面，又對某些職業(yè)的發(fā)展過于有想象力。比如：教授樂于上電視，樂于成為大眾明星。西方的教授通常對大眾媒體十分謹慎，只愿意在學術界的小圈子里混;作家樂于被官員追捧，如果哪個作品受到了市委書記或者中央領導的批示，便是作家誠惶誠恐的至高榮譽，是件名利雙收的事。最近遇到位五十多歲的男作家，至今對當年市委書記登門拜訪他的事實感動不已，同時對如今作家追求書的銷量之類的行為痛心疾首。而西方作家熱衷于嘲諷政客，若被政客吹捧，當然也會暗自歡喜，但會以一種不經意的方式提出，并希望你覺得他對這種“重視”很“輕視”。

基于如上種種不同，中國職場成為世界上最有話題性并最有趣的職場區(qū)，這對寫職場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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